陳樹藩是陜西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，從相關史料看來，似乎對他不能一棍子打死。請看——

 
陳樹藩的多面人生

 
   西部網— 漢中新聞訊  ： 陳樹藩，字柏森（又字伯生），祖籍湖南寧鄉，1885年11月20日生出于陜西安康。青年時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，畢業后回陜，任陜西新軍炮營軍械官。直到1911年，西安“反正”的前一天，在得知起義確切爆發的消息后，他才經人介紹加入了同盟會。10月22日，陳參加新軍起義。西安光復后，陳在以張鳳歲羽   為首的“秦隴復漢軍”都督府工作。在哥老會頭目萬炳南與張鳳
歲羽   爭奪大都督討論時，陳樹藩初露頭角，在會上隱指萬炳南，大罵其夜郎自大，雙方幾至動武。萬等哥老會諸人始為之收斂。從此，陳取得張鳳歲羽   的信任。10月31日，被軍政府任為東路節度使，支援山西革命，光復了運城等地。1914年，袁世凱以“追剿”白朗為名，命陸建章入陜。陸掌握陜西軍政大權后，大肆裁汰陜西民軍，唯獨陳樹藩極力討好陸建章，拜陸為老師，并與其子陸承武結為盟兄弟，所部才得以保留，但仍不被信任。
      陸建章的所作所為，激起陜西革命黨人的強烈反抗，焦子靜、高峻、郭堅等人也于1916年2月起義，組織西北護國軍，在渭北發起“討袁逐陸”運動。陸遂調陳為陜北鎮守使，兼渭北“剿匪”總司令。陳部胡景翼游擊營駐防富平，該營革命黨人最多，向被陸所忌視。陸派其子陸承武率所謂“中堅團”開到富平，意圖解決胡營。不料胡經過周密部署，一舉全殲陸部，并活捉了陸兒子。陳聞知后，親赴富平，把小陸要到自己手中。5月9日，陳樹藩通電宣布陜西“獨立”，并以小陸為奇貨對老陸進行要挾。雙方達成協議，用小陸換取陜督——即陸保薦陳為陜西督軍，陳放小陸，并護送陸安全離陜。但在袁世凱死后的第二天，陳即通電取消陜西獨立。6月10日，段祺瑞委任陳為漢武將軍，督理陜西軍務。7月6日，黎元洪又任命陳為陜西督軍兼省長。從此，陳樹藩投靠在皖系段祺瑞門下。陳督陜期間，勒種鴉片，克扣軍響，激起部屬的反抗和民軍的起義。1918年，幾支革命力量聯合，成立陜西靖國軍，共同討陳。為了保住自己地位，陳樹藩以陜西省省長相許，邀請河南嵩山土匪劉鎮華率鎮嵩軍入陜，為爾后十余年劉鎮華禍陜種下了禍根。
      陳樹藩在與靖國軍對壘期間，有兩件事為陜人所最關心，但至今仍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其一是“捉胡放胡”。靖國軍第四路司令胡景翼與陳樹藩部騎兵團長姜宏謨共事甚久，交情也深。1918年9月18日，胡由三原輕騎至姜之防地渭南固市鎮，姜以電話報告陳樹藩，陳即率領大批人馬馳至固市，劫持胡到西安。在西安督署（北院）軟禁多年。此事發生后，有些人說是姜“賣友求榮”，但也有人說是胡、姜連同駐蒲城的陳部團長李天佐合謀以胡誘陳，反而弄巧成拙。究竟內情如何，至今沒有定論。到了1921年直軍（閻相文、馮玉祥）大舉入陜，陳樹藩眼看大勢已去，乃將胡放回三原，希冀借胡之力聯合靖國軍共同對付直軍。所以有人說：陳樹藩“捉胡無心，放胡有意”。特別是陳對胡一向有好感，始終未萌加害之念。軟禁期間在生活上很照顧，并延請宿儒毛昌杰先生為胡講授經史，胡之書法與學業皆植基于此。
       另一件是井勿幕被刺。胡景翼被陳樹藩囚禁后，陳托關中道尹井勿幕往三原收撫胡部，妄圖分化靖國軍。但井一到即被推為靖國軍總指揮，一去不返。1918年秋，井由三原至鳳翔慰勞援陜的滇軍葉荃部，歸途至興平，郭堅“函約”井到興平以南15里之南仁村其支隊長李棟材駐地開會，井接信后前往。及至，郭尚未到，即被郭派來的馬弁李新生、任申娃擊斃，李棟材取井首級，馳省向陳樹藩獻功，陳雖甚震怒，并罵其魯莽荒唐，而仍授以衛隊營營長之職。李棟材駐軍于西郊糜家橋年余，井勿幕兄井岳秀時任陜北鎮守使，屢向陳索李棟材，陳不得已，資遣李棟材逃匿漢口租界（后被井岳秀派人抓回，活祭其弟）。此事發生后，大多認為井之遇害是陳樹藩策劃的。于右任挽井聯說：“我哭井勿幕，耿耿愛國熱忱不亞宋漁父（宋教仁）；誰言李棟材，明明殺人兇犯就是陳樹藩。”似乎已成鐵案。但陳樹藩一直私下對人講：“這是他們內部（指靖國軍）的事，與我無干。”人們經過分析，也認為郭堅嫌疑最大，其理由是持槍殺人者皆為郭堅馬弁，他們自馬嵬來仍回馬嵬；郭函約井開會，卻始終避而不來；再者，如此大事，郭也不追究兇手，李新生、任申娃在以后且都當上了連長。有謂郭之用意，欲一箭雙雕，殺井刺陳，惜李棟材未得手耳。此說雖不無道理，但郭對井下此毒手，未免代價太大。說者又謂靖國軍內部分子復雜，素有人賊兩行之分，郭堅匪性難改，所部紀律廢弛，久為正人所不齒。井勿幕為陜西革命先驅，享有崇高威信，他又擔任靖國軍總指揮。出于對革命負責，自不免于公私場合對郭堅有所箴規。郭深銜恨之，故乘機報復泄憤。但事理有出人意外者，事隔20余年，當年同盟會黨人戶縣華孝康忽提出殺井的兇手實系當年郭的參謀長，時任陜西省政府委員的馬凌甫。其根由可以遠溯到辛亥革命前。當時陜西在東京留學生分為關隴、夏聲兩派，馬凌甫雖籍隸渭北（合陽），但參加的卻是關隴派。一次開會爭吵，夏聲派學生打了馬凌甫，馬凌甫認為是井勿幕指使，一直懷恨在心。那次在興平南仁村召集開會，郭堅本不同意，但馬凌甫以參謀長職權命令馬弁張日方（蒲城人，同州師范畢業，書法酷似郭堅，幾于以假亂真），以郭的名義繕發公函，約井于12月21日齊集南仁村，會商攻打興平賈福堂及進取西安計劃，郭實不知也，井不察，竟遇難。華孝康并提出張日方    和當年隨郭工作的親信馮紹芳來信，以為佐證，控于長安地方法院，為井伸冤。法院以時逾20年，依法不予追究而駁回，馬凌甫亦不安于位而去職。此一樁公案終不了了之，但令人驚異的是，華孝康于次年又被人暗殺，兇手又是誰？始終沒有答案（后有人說刺華者神經不正常，與馬凌甫無關）。井遇害時年僅31歲，昊天不吊，哲人其萎，對于革命損失無可彌補。但事實卻證明了陳樹藩并未預謀殺人。
        這期間還發生了關于陳樹藩奪回“昭陵四駿”的事，也應當說一下。民國七年（1918年）秋夏之交，美國文化盜竊分子畢士博，披著“漢學家”、“考古學家”的外衣，以來華考察之名，繼續垂涎未竊走的昭陵四駿（白蹄馬、特勤驃、青騅、什伐赤）石刻。他串通上海某文化掮客二次來陜，買通關節盜出這批國寶，為掩人耳目把四駿石刻，每個打成數塊，用氈包裹，裝上木箱，由昭陵沿渭河北岸馱運到西安北郊草灘，裝到船上準備運走。
盜竊分子自以為得計，哪知他們的鬼祟行徑，被當地群眾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群眾紛紛集合，一面派人監視不準運走；一面派人報告省議會。一時輿論嘩然，對陜政當局大加指責，并堅決要求追回原物。這件事一傳出來，不脛而走。這時駐防渭北的靖國軍早與陜督陳樹藩對立，聽到這一消息，大肆責難。陳樹藩迫于內外輿論壓力，不得不派人從草灘截回四駿石刻。據當年擔任陳樹藩馬弁頭領的耿志英（藍田縣玉山鄉人）后來給人談起此事時說，“洋人把那么好的珍貴文物，竟然打破成塊，裝進木箱，拉到草灘，搬到船上，將要起運時，陳督軍命我帶領幾個馬弁，急忙趕到現場，奪回四駿石刻”（附帶說明，截獲四駿石刻的地點，有人說是“三河口”，或說是“潼關”。經了解純屬誤傳）。四駿石刻被追回后，先安放在南院門亮寶樓院房內，以后陳列到陜西省博物館（碑林）的石刻展覽室內。
        且不論陳樹藩派人截回昭陵四駿是否“迫于輿論壓力”，但此舉終歸使國家珍貴文物免于流失海外，所以不能不說是一件好事。同時，也從側面證明了“美帝國主義勾結陜西官僚陳樹藩，企圖盜運昭陵四駿”的所謂“罪行”，看來證據不足。試想，如果陳樹藩拿了別人好處，還敢派人“奪回四駿石刻”嗎？
當年秋天，早年被袁世凱以“威武將軍”空銜調入北京的張鳳歲羽   由京返陜。對陜局戰斗場面（靖國軍掀起反陳斗爭），十分關注。在一次歡迎宴會上，張批評老部下陳樹藩說：“看你娃（陜西人稱后生為“娃”），把陜西弄成啥樣子咧！”
      “我沒干好，你來干！”陳回答。
          張聽了有些發火，說：“我早就不干了。這次回來，原想多住幾天，可局面這樣亂糟糟的，我要提前離開！”
        “你走不成，把這局面收拾好了，再說！”陳語氣有點強硬。
        “我要走，誰也擋不住，我會飛！”（因張名“鳳
          歲羽    ”，所以他說自己 “會飛”）張態度十分堅決。
          過了幾天，在菊花園張的府邸門前，張正在整裝待發，陳樹藩趕來“勸駕”，說了些關心老上司生活的話，一再挽留，并叫人把車上的行李卸下來。
          又隔了兩天，趁天黑時，張從后門悄然離去，陳事前給釘梢的人囑咐，張出東門，不必問；若出北門，務必截回。陳深恐張去渭北對自己不利。從這件事，我們可以看出，陳樹藩對張鳳歲羽   是“一手拉，一手送”，只要你不去渭北與靖國軍會合，共同反對我，那就隨你去吧。
          順便指出，陳樹藩于1918年秋在北大街以西，創辦了一所“私立成德中學”（1927年改為公辦，先后稱為“中山中學”、“省立二中”，1956年遷往南郊），即今“陜西師大附中”的前身。
           1920年7月，直皖戰爭爆發，皖系失敗。陳為直系閻相文、馮玉祥所驅逐。先退到漢中，旋又退往川陜交界。后陳僅帶著9個親信，到上海當起了寓公。在滬閑居一個時期，又遷居天津，以10萬元開了一個永盛德錢莊。陳在天津長期生活寂寞無聊，也和一般失意政客一樣，日惟研究佛教經典，并手抄《法華經》四部。抗戰時到四川，旋赴峨眉某寺休養。在復某友人書中云：“峨眉自囚，懺悔罪孽，日在佛前祈禱，為眾生消災化劫。”儼然大慈大悲，佛門弟子。
陳樹藩不特息影津門，閉門思過，而且絕意于政治生涯，在當時戰亂頻仍，屢次政權嬗遞中，從未萌有白云出岫，東山再起之念。傳說蔣介石在北伐時期，特派姚琮（與陳是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同學）到津，陳擔任某項軍事工作，被陳謝絕了。及至1938年日寇侵占華北，王揖唐在北平組織偽政權，請陳當漢奸；一說陜西失意軍人鄭某到天津，打著陳的旗號與日寇勾結。當時西安盛傳陳樹藩已到了運城，將隨日寇進入陜西。他為避嫌疑，躲脅迫，1942年拋棄妻子，間關萬里，只身逃到大后方四川。當時交通梗阻，道路不寧，有時一肩行囊，跋山涉水，踽踽獨行，備嘗艱辛。過故鄉陜西安康時，他過門不入，僅于遠處山頭上遙望故居“王彪店”即掉頭而去。及到成都，蔣介石聞訊，派人送來軍事參議聘書一張，法幣200萬。他說：錢是需要的，留下；聘書退還。如此倔強，總算保持了晚節。
         當第二次直奉戰爭（1924年）后，張作霖以安國軍大元帥盤踞北京，大捕共產黨人。北京“三眼井”胡同的陜西革命學生地下組織被破壞，楊曉初（1926年7月，受劉天章委托，赴北京向李大釗匯報黨在國民二軍開展工作情況）等被逮捕，在京陜西名人師子敬轉托陳樹藩，陳運用與奉系楊宇霆的關系，后將楊曉初等20余人完全保釋。
抗戰勝利后，他回到了杭州西湖金沙港為他父母所置的廬墓房，過其逍遙生活。蔣介石撕毀“雙十協定”發功內戰，他一反常態，憂心如焚，上書蔣介石，勸其接受十年內戰的教訓，懸崖勒馬。及至李宗仁當政，派出和談代表去北京與共產黨談判時，他托胡景通（胡景翼之弟）帶口信給于右任，務須爭取參加代表團，消弭戰爭。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陳樹藩庶幾近之。
1949年11月2日，陳樹藩卒于杭州寓廬，終年63歲。
          人們習慣將陸建章、陳樹藩相提并論。二人先后任陜西督軍，稱霸三秦。前者為袁世凱的忠實走卒，后者積極投靠皖系頭子段祺瑞。他們主陜期間俱強迫人民種植鴉片，并且販賣煙土，侵吞軍響，搜括民脂民膏、橫征暴斂，故激起部屬的反抗和民軍的起義。陸、陳具有共同特點——軍閥擾民。然二人又有不同之處，陸離任后毫無慚愧之色，且不甘寂寞，繼續搞陰謀，終被人誘殺；陳則卸任后尚能潔身自好，不為漢奸和獨裁者所利誘，在京營救過陜籍革命青年，實屬善舉。因此，對陳樹藩不能簡單地斥為一個“反動軍閥”、“無恥政客”。
有人說，陳樹藩是陜西近代政壇上一位絕頂“聰明”的人物。我以為不無道理。
（西安市東關索羅巷小區萬慶巷10號樓封五昌，郵編：710048，宅電：832456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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