銘文：元年，制詔丞相斯、去疾，法度量，盡始皇帝為之，皆有刻辭焉。今襲號，而刻辭不稱始皇帝，其于久遠也，如后嗣為之者，不稱成功盛德，刻此詔，故刻左，使勿疑。

　　銘文：廿六年，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，黔首大安，立號為皇帝，乃詔丞相狀、綰，法度量，則不壹，歉疑者，皆明壹之。

　　權，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強勁恒久的特定引力。權傾朝野、權衡天下，便是群雄逐鹿中原、志士建功立業的原始動力。然而，最初以物質形態出現的權，卻是人們司空見慣的秤砣、秤錘。作為一統天下的國家標準器，權在華夏文明進程中，已經走過了漫漫4000年。在權的王國里，秦權——秦代所造或先秦所造且加刻秦詔的秤砣，因其神具皇威、功納法典，坐擁著王侯將相一樣的光榮席位。一權兼銘兩道詔書唯秦獨有，系始皇帝父子推行新政的偉大創舉，其在世界計量史上也是空前絕后、唯我獨尊。據青銅器權威專家、芝加哥大學教授巫鴻考證，目前所知的秦兩詔權僅存9例，鳳毛麟角之稀缺自不待言。

　　在這9例秦兩詔權中，西安阿房宮出土的高奴禾石權，以多項優勢獨享了半個多世紀的“權王”尊位——“中華兩詔王”。然而，這只“權王”眼下，卻面臨著另一只同樣出自西安高陵“閆氏兩詔王”(下稱“閆權”)的嚴峻挑戰。究竟誰是“權王”?

　　秦權的傳奇：始皇力推權衡天下

　　我國有據可考的度量衡器，始于4000多年前的夏朝。但是自夏到商、周及至春秋、戰國的1800年里，侯國數及千百、各自為政，度量衡器型各異、名稱繁多、單位混雜、量值不一，田賦計征、俸祿發放、市場交易長期處于無法可依的失控狀況，“公平交易”、“興邦富民”更是一紙空文。

　　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掃六合并九州一統天下，大秦帝國擁有了東、南臨海，西至隴右、北及長城的廣闊疆域，一舉成為人口2000萬的世界第一大國。英年得志的嬴政于驪山陵前向天起誓：“朕為始皇帝，后世以數計，二世三世至于萬世，傳之無窮……”他下詔頒法，快刀斬亂麻地解決了政治體制、意識形態等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普遍問題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始皇帝大力推行度量衡統一大計，其著名的40字詔書，便鑄刻于各類國家標準器上頒行各地，《秦律》《效律》等配套律例，亦以勒石、竹簡、羊皮書等形式昭告天下、廣為人知。目前已知的權量實物數以百計、遍及各地，足見其新政推行之深徹有力，以及對其強化統治、穩固江山的重大意義。

　　巫鴻教授研究成果表明，見于歷代著錄及現存的百十例秦權中，皇詔權僅68例，一般具有如下幾大特征：一是材質多為銅、鐵，亦有少量鑲嵌銅詔版的鐵權，以及個別石、陶質權;二是形制多為扁體、高體兩類，器表則分素面、瓜棱兩樣，肩有圓、方兩式，紐分大中小三等;三是銘文書體既有小篆又有秦隸，形式以權成刻詔的陰文為主，獨銘始皇詔者稱單詔權，兼銘始皇、二世詔者曰兩詔權;四是包括石(120斤)、鈞(30斤)、斤(16兩)、兩等八個量級單位，目前已知有120斤(石權)、90斤(三鈞權)、60斤(兩鈞權)、30斤(鈞權)，以及24斤、20斤、16斤、15斤、10斤、8斤、1斤和半兩等十余種自銘值權，進率為30、8、5、4等幾種組合，標準量值250±2克/斤;五是僅作天平砝碼之用，大型石權則用于征收田賦、儲存糧草，分發時改用量器。

　　作為檢定州府官砝、校驗民間商權的國家標準器，秦詔權雖未進入流通領域，卻發揮著矯枉扶正的重要作用，并以一種皇室威儀綿延數千年，成為歷朝歷代紛紛效法的“治國之綱”。其250±2克=1斤的衡制走過了七朝八百年，及至今天仍在老式桿秤上沿用，還衍生出權衡、權力、權利、權威、權臣、權貴、權柄等衡器之外的深廣內涵，在我國乃至世界計量史上皆具有不可撼動的里程碑地位，也是研究秦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科技、文化發展，以及冶鑄、造字、書法、金石刻等領域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。

　　“閆權”的傳奇：孤本秦權刷新紀錄

　　“閆權”之所以能與高奴禾石權爭奪“權王”之位，皆緣其器型、銘文、量值及品相等多個方面，在秦權中獨具刷新紀錄、填補空白和改寫歷史的重大意義。

　　形制刷新多項紀錄

　　“閆權”體高16厘米、底徑28厘米，為4∶7的“扁體”權之比;圓肩寬及20厘米，較底徑收縮了8厘米。上述兩組數據在百十例秦權中尚未遇見，更為緊要的是，“閆權”紐寬18厘米，與底徑之比近于2∶3，超出1∶2之大紐比例50%。同時紐高達8厘米，占到通高的三分之一，紐梁徑、紐孔徑皆及6厘米之大，結結實實地刷新了秦權器型上的多項紀錄，還成為秦權“弧形大圓紐”的唯一物證。

　　銘文填補陰陽刻空白

　　“閆權”正面陽刻小篆始皇帝40字詔，右起豎排，行5字8，筆畫高凸，銘文規整;背面陰刻二世60字詔，刀筆纖細，婉轉靈巧，系典型的“篆隸雜糅”書體，但15字之多的初創隸書及簡率字體亦創秦權銘文書體之最。同時目前所知的9例兩詔權中，(縱然擴至陽刻單詔權全國也就赤峰石〈dan〉權一枚)，絕無一例陰陽刻并用的秦兩詔權。如此，“閆權”已為不二孤本。

　　量值改寫秦無2石權歷史

　　除兩道皇詔外，“閆權”器表并無自銘量值等文化符號，常規電子秤顯示其實重59000克，根據1石=120斤、1斤=250±2克之秦制，“閆權”約合236斤，依標準值計少于2石權4斤，低于允差率520克。而高奴禾石權實重30750克，亦較標準值多了3斤，高出允差率510克。

　　綜合上述諸多優勢，“閆權”堪稱實至名歸的2石級秦兩詔“權王”。

　　此外，以其文物的品相要素而言，除頂紐、權底正常磨钅慮外，“閆權”通體未見一處舊缺新損，雖歷2000年風雨，卻依然明亮如鏡、青光四溢，氤氳著幽深曠遠的歲月味道，近于無可挑剔的無上品級了。

　　來歷亦傳奇：異邦“土豪”叩首重酬

　　據“閆權”第四代傳人、高陵場畔農耕文化博物院院長、陜西度量衡文化博物館館長閆國新介紹，他祖上經營著名冠三晉的大糧行，至其高祖父時舉家移居豫南許昌改做雜項生意。閆國新曾祖父則在豫東周口盤下旺鋪九間，做起懸壺濟世的看病先生。因其醫術精湛、醫德高尚，閆氏醫堂短短幾年便已享譽中原，累積了富甲一方的殷實家業。

　　清朝末年，一個雷電交加的深秋之夜，一伙身著彩袍、頭裹絲巾的異域商人突然涌進閆氏店門，將一個奄奄一息的重疾患者抬到堂前，哇哩哇啦跪地求救。閆老夫子伸手搭脈，深感此人已然病入膏肓，但他顯然是個頭領，若是治之不愈，恐遭血光之災。閆老夫子趕忙關了店門，親自配煎藥劑，悉心調理月余，患者終于恢復如初。臨別，頭人設下大宴、請來譯官，稱自己是周游世界的阿拉伯古董商，家聚黃金萬兩，未料此行身染重病，幸得先生妙手回春。本欲重金答謝，只是攜帶銀錢皆已置換寶物，愿以此行所得重器秦權、秦斛等物作為回報，說話間又攜屬下跪地叩首、千恩萬謝。

　　歲月如梭，光陰似箭。閆國新的父親已經通曉藥理且能把脈開方，閆氏醫堂藥房也是遍布豫域、名滿中原。但命運弄人，一代杏林傳人成了黃埔尉官，及至率部起義夫妻雙雙成為新中國鐵路工人，后又因故回鄉務農等，閆氏一族歷經了地震、水患、糧荒、戰爭及多次遷徙，百余年來積攢的財物皆已散盡，唯這只“閆權”卻保留了下來。

　　作為即將晉級的中華準“權王”，“閆權”自身已然擁有了太多的傳奇，而這只無聲的古權又經歷了幾多的磨難，承載了怎樣的過往，見證了何等的滄桑，應該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跌宕起伏的傳奇。

(責任編輯：村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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